最近新k1体育鲜事范例6篇

　　k1体育俄朝恢复军事交流始于今年8月朝鲜领导人访俄期间。8月22日，也就是抵达首脑会晤地――乌兰乌德后第三天，由俄东方军区司令康斯坦西・西坚科上将率领的军事代表开始访问平壤。与朝鲜媒体当时高调报道访俄一样，俄媒体也把西坚科上将开始朝鲜行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予以关注，而俄国防部更是对其访问的主要目的进行了详细说明：与朝军领导人磋商恢复与进一步发展两国军事与海军合作；拟定俄朝人道演习的可能时间和程序；敲定两国海军舰艇友好互访事宜；讨论两国陆军相互协作和海军公海遇难船只搜索救援联合演习的可能性。

　　西坚科上将8月26日结束访朝后，双方都没有披露他此行的具体的成果。一直到9月13日，也就是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到访的朝鲜石油部长即将签署建设过境朝鲜通往韩国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备忘录头一天，俄国防部消息：两国海军将于2012年在黄海举行涉及海上搜索与人道救援科目的联合演习。

　　俄-朝-韩天然气输送管道这一涉及俄能源战略重大项目的敲定，进一步推动了双方落实西坚科访朝期间达成的军事合作意项的进程。10月20日，朝东海舰队司令金明植少将如期访俄。据俄媒体报道，在访问太平洋舰队的7天时间里，金明植与俄太平洋舰队代司令阿瓦季扬采夫少将举行了正式会谈，参观了“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877型“基洛”级常规动力潜艇，并详细了解了太平洋舰队“黑色贝雷帽”海军陆战旅配备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另外，金明植还访问了太平洋舰队所属的俄东北军队集团。有俄媒体就此分析说，金明植少将此行是朝俄军事交流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在为明年两国海军联合演习做准备。

　　海军联合军事演习将成为俄朝关系升温的标志性事件。从目前情况看，国与国之间的军演通常可分为：大规模陆、海、空多军兵种联合演习，中等规模单一（或多军兵种）联合演习，小规模特种军兵种联合演习，“准军事”海上遇难船只搜索和人道救援联合演习等。不难看出，拟定在明年举行的这场俄朝联合军演属于最后一种情况。因此，其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

　　不过，这一标志性符号同时也折射出俄朝双方各自的战略诉求。对朝鲜来讲，与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有助于其摆脱目前所处的战略困境。2006年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而随后发生的“天安”舰沉船以及延坪岛炮击事件，更是让美、韩等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其威胁与打压力度。虽然有传统盟友中国可以依靠，但借助一国之力终究有限k1体育，而中国也不可能完全置自身全球和地区外交利益于不顾。在此情况下，朝鲜自然想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与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就是这一战略考量下的产物。

　　对于俄罗斯来说，恢复与朝鲜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拓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近20年来，俄一直奉行“重西轻东”外交政策，但“向西看”政策收效甚微，在西部战略生存空间不断遭挤压的背景下，重振原苏联在远东地区的雄风，就变得现实而迫切。近几个月来，俄军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日本海、鄂霍茨克海等西太平洋海域频频展示“肌肉”，就被很多军事观察家视作俄意欲重返远东的战略宣示。而恢复与朝军事合作，显然是要利用朝鲜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优势，重新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然，在朝鲜依然面临国际制裁的当下，俄在发展对朝关系上，也并非无所顾忌。据俄媒体披露，朝鲜最初提出的演习方案是举行应对军事攻击的防御性演练，但未被俄方接受，有分析说，俄方之所以“降低”演习规格，是不想因此被朝方过度利用，更不想把自己捆绑在朝鲜的战车上。

　　军事合作是国与国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而军事合作的发展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并保障两国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8月8日，俄外长与到访的朝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会上宣布，俄将向朝提供50000吨大米的人道援助，这对遭遇国际经济制裁、外部粮食援助急剧减少的朝鲜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而为落实明下旬两国元首乌兰乌德会晤期间达成的合作意向，9月中旬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裁阿列克谢・米勒在莫斯科，与到访的朝鲜石油部长金熙勇（音），在莫斯科签署有关建设通往韩国的天然气管道新协议草案。根据这份合作备忘录，“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落实该项目，同时开展其他有前景领域的合作。”另外，历时3年的俄边境城市哈桑至朝鲜罗津港的朝俄铁路支线已完成现代化改造，并于10月13日首次运行。该支线是俄罗斯重建跨朝鲜半岛大铁路项目的第一部分，有望帮助俄朝加强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未来，跨朝鲜半岛铁路将与跨西伯利亚大铁路实现“一体化”。

　　修建天然气输送管道和贯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与朝鲜半岛铁路，是俄罗斯意欲加入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战略重心东移”的重大战略举措，两国围绕这两大合作项目而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为两国进一步发展军事合作创造了良好氛围。随着军事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恢复军事技术与装备合作也有望提上两国关系的议事日程。

　　苏联解体后，俄朝军事技术与装备合作几近停滞。因多年来朝鲜国防预算捉襟见肘，俄朝在这方面的合作，仅限于非常有限的武器零部件交易。事实上，在最近几年的俄朝首脑会晤中，朝鲜领导人已多次表达希望俄恢复对朝武器供应，但一直遭到俄方婉拒。

　　不过，从目前情况看，俄恢复对朝武器供应，只是时间问题：一方面，俄军新一轮大改淘汰下来的大量老旧装备，需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随着两国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化，朝鲜可以拿一些对俄经济合作项目作补偿，从而为俄向朝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创造条件。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重启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各成员国都在加强双边接触。但同时应该看到，与以往推动复谈的双边接触有所不同，今年的美朝日内瓦谈判气氛就显得格外热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两国谈判代表都下榻在位于日内瓦市中心的凯宾斯基大酒店，这种安排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朝俄相关接触也表明，在这一问题上，俄方不会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有分析指出，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谈判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正在被弱化。

　　前不久就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低调访问北京的同时,朝鲜最新制作的歌剧《红楼梦》于5月6日至9日在北京盛大开演,并引起强烈反响。

　　据悉,朝鲜版《红楼梦》在北京开演,是中朝友好交流的一部分。《朝鲜日报》称,这部歌剧是在金正日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堪称朝鲜目前规格最高的演出。而担当演出任务的朝鲜部级歌剧团血海艺术团此次出动了所有创作团队,全部演员在朝鲜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充分表明了朝鲜对这次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视。

　　《朝鲜日报》对此评论道,朝鲜此举意在借助文化交流这一“软实力外交”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以向外界表明对中朝同盟关系的重视。《朝鲜日报》指出,中国古典名著经过朝鲜的悉心加工和演绎,在华演出将引起中国人民的兴趣,拉近两国人民的感情。而两国人民在感情上的亲近,也必然会促进双方深入发展政治外交关系。

　　朝鲜《劳动新闻》则发表评论称,文化交流包含了最亲近的真挚情谊,是友谊之语言、友好之纽带。2008年,革命歌剧《卖花姑娘》到中国巡回演出;2009年,平壤艺术团、朝鲜电影音乐团、平壤学生少年艺术团到中国进行访问演出;此后朝鲜又重排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歌剧《红楼梦》,这些都表现出朝鲜人民珍视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歌剧《红楼梦》的诞生为朝中之间架起了美丽的、友谊的彩虹,它必将受到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喜爱,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宝,在世界文化史上永久绽放光芒。

　　据《东亚日报》报道,2009年9月25日,朝鲜血海歌剧团在平壤大剧场上演了歌剧《红楼梦》,受到朝鲜观众的热捧,迄今演出已近百场,观众逾10万人次。血海歌剧团成立于1971年7月,是朝鲜部级艺术团,也是在朝鲜最高领袖亲自扶持下成立的。该团以创作和演出革命题材歌剧为主,曾表演了《血海》、《卖花姑娘》、《党的好女儿》、《金刚山之歌》等5部佳作,开创了朝鲜歌剧的新纪元。除了歌剧,血海歌剧团在民歌、舞蹈等方面也有着很高的造诣。

　　《朝鲜日报》指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早在19世纪前后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并成为当时宫廷御读小说,受到追捧。其中,《红楼梦》的受欢迎程度在朝鲜至今不衰。这一部古典名著的思想性及艺术性已经深深影响了朝鲜几代人。

　　对此,朝鲜《劳动新闻》评论道,《红楼梦》深刻的反封建思想是其长盛不衰的原因,因为它能在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痛苦地体验过封建苦难的东方各民族之间引起深深的共鸣。18世纪中期诞生的这部文学名著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进行解剖,揭露了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腐败性和反人民性,暗示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朝鲜版歌剧《红楼梦》完全传承了原著的这一思想性,并发扬光大。

　　《劳动新闻》指出,这部歌剧展现了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走向没落之际,大贵族贾家的内部生活。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既是陈旧、腐败的社会制度与封建秩序的叛逆者,又是无知、凶残的封建压迫的牺牲品。两个青春少年互相热恋,对未来充满向往,最终却以悲剧收场,这一过程将封建制度的矛盾揭露无疑。他们的悲剧也敲响了腐败的、封建社会楼阁的丧钟。歌剧使观众回味封建社会的血泪史,深思《红楼梦》的老故事带给今天这个新时代的深刻教训。《劳动新闻》称,历史证明:陈旧的、反动的早晚会灭亡;新生的、进步的,就算经受阵痛,但终究是会胜利的。

　　《朝鲜日报》分析称,朝鲜两代领导人都有着很深的“红楼梦情结”:1961年,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在访问中国时观看了上海越剧团的《红楼梦》。在金日成的倡议和指导下,朝鲜曾以民俗戏剧――“唱剧”的形式改编并演出《红楼梦》,金日成本人曾四次亲临排演现场指导,并陪同中国老一代领导人观看演出。为迎接中朝建交60周年暨中朝友好年,金正日提出对歌剧《红楼梦》进行再创作,让歌舞剧《红楼梦》重回舞台。他还在歌剧创作过程中做了几十次宝贵的指导。总理2009年10月访问朝鲜时,金正日陪同观看了该剧。

　　《东亚日报》还指出,朝鲜推崇《红楼梦》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激发国内民众对朝鲜艺术的热爱,抵御“韩流”文化的侵蚀。《劳动新闻》对此表示:“我们的将军不但要将朝鲜打造成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经济强国,而且要建成响当当的世界性音乐强国,这一宏大的抱负和目标正在现实中绽放花朵。”

　　壬午兵变，又称壬午军乱、壬午事变。由于军制改革，旧式军队（武卫营、壮御营）的待遇日益恶化，汉城郊外的贫困士兵已有十三个月未领薪饷，怨声载道。1882年7月19日政府为缓和矛盾决定发放一个月的军饷。主管发放粮饷的宣惠堂上兼兵曹判书闭谦镐“弄奸牟利”“和糠换米”，不堪食用，激起兵士的愤怒。但政府只将煽动闹事的军卒逮捕处死，库吏们却安然无恙。金春永、柳卜万、郑义吉为首的士兵怒不可遏，遂发动哗变。大量汉城市民也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民愤极大的大臣和一些日本人，并且攻入王宫，了闵妃外戚集团的统治。大院君趁机重新上台执政。这次兵变引发了中国和日本同时出兵干涉，并且很快被中国清朝的军队。8月26日，逮捕大院君，29日，起义被。起义失败后，闵妃重新执政，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

　　这场起义虽然很快被了，但它影响却不小觑，被后世认为是朝鲜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事件，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一幕。

　　政府长期拖欠粮饷和兵曹判书闭谦镐竟然敢明目张胆地将救济军饷私吞，可见统治集团腐败到何种地步起义中。兵变“始由小端，忽然肆怒，前唱后和，动以万计……仍犯王宫，突咆哮，王妃不幸毙逝（后证明并未身亡），宰臣金辅铁、阂谦摘同时遇害”（1），让统治者见识到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主体思想，高度评价壬午兵变，将其上升到“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起义”的高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下卷）中写到：朝鲜人民通过这次士兵起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腐败无能和卖国的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开港后，日本通过《通商章程》取得在朝鲜的无关税贸易权，又取得运回朝鲜粮食的权力，大肆掠夺朝鲜的粮食物产。1877年至1879年，在朝鲜出口商品中，粮食和贵金属占到90%（2）。汉城士兵十三个月无饷可领便是一个侧面反映。起义士兵把矛头直指日本人和日本教官训练的别技军，疯狂追杀日本人和破坏使馆，便是日本侵略压迫朝鲜人民的强力反弹。

　　壬午兵变是由简单的军队哗变发展成为民众争相响应的起义，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壬午兵变以士兵和市民阶层为主体，规模之大，来势之猛，一日之内了封建统治集团，“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民族和阶级的觉悟。”（3）这代表着朝鲜民众的觉醒。

　　因此，壬午兵变一直被认为朝鲜军民自发的反腐败、反、反对日本侵略势力渗透的正义斗争。但是针对起义过程中的盲目排外、反对开放等内容，对朝鲜当时的近代化进程反而起到了负面影响。

　　其一，盲目排外、滥杀无辜，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壬午兵变由反腐败、反开始，“始由小端，忽然肆怒，前唱后和，动以万计，破家毁舍，无分崇卑，潮至之气，有不可遏。乃至突人校场，杀死日本教师以下三人，在路又杀四人……继劫清水馆，因风纵火，馆中之人，奋力杀出，炮剑所到，无不立毙……”（4）所杀13名日本人中大多也并非携带刀枪的日本军人，而是帮助朝鲜训练别技军的日本教官堀本礼造、铃木金太郎和一些普通日本民众，甚至包括妇女和儿童。朝鲜民众反抗日本的侵略压迫本是正义之举，但演化成盲目的排外运动，转换成对全体日本民众的仇恨，甚至滥杀无辜、肆意泄愤不能称作一个文明国度、理智民族的行为举止。正如高宗当时所言“……六月之变，失信邻国，贻笑天下。国势日以岌……宁不寒心？日人之入我国，何曾虐我侮我，有乖和好？而特以军民之妄生疑阻，积怀忿怒，有此无故而先犯。尔等思之，其失在谁？”（5）

　　其二，为日本进一步侵略提供借口，加深了朝鲜社会的苦难。日本政府获悉兵变消息后，立刻派公使花房直抵汉城处理此事。鉴于理亏，李裕元对日本提出的条款，只是稍作字句改动便同意了，于1882年8月，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其中，除了惩凶抚恤外，朝鲜向日本政府赔偿损失及水陆军兵费高达五十万元，可“朝鲜赋出无多，即使贵国实算以求，不知朝鲜何日偿了。”（6）然而这些赔款最终还是要转嫁在朝鲜百姓干瘪的口袋中，无疑又是一轮血腥的剥削。此外，条约还规定“日本公使置兵若干”，日军获得了在朝驻扎权。此后中日两国共同驻兵朝鲜的这种复杂局面，给日本势力向朝鲜进一步渗透提供了契机，也为双方矛盾滋化埋下了祸根。12年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借口清军增兵朝鲜而乘机出兵所造成的恶果。

　　其三，夭折别技军，敌视开放，阻碍朝鲜近代化进程。朝鲜民众敌视破坏近代设施，朝鲜新建的第一支近代化军代――别技军也被蔑称为“倭别技”。别技军是朝鲜政府于1881年命日本人掘本礼造为军事教官，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装备先进，衣装整齐，军饷丰厚，成为了闵妃集团的宠儿。而朝鲜传统的旧式军队――京军五营缩编为武卫、壮御两营，半数旧式军人被迫解甲。从长远来看，别技军取代旧式军队，代表朝鲜近代军队的发展方向。当时，朝鲜政府军费开支极其窘困，在军器寺连最简单的武器都没有钱制造的情况下，培养这么一支近代化军队可见耗费多大精力财力。可惜此次兵变使朝鲜王朝军队近代化的进程彻底被中断了，这对朝鲜来说是不折不扣的损失。

　　其四，兵变被利用，成为封建统治势力争夺权力的工具。大院君利用了自发的兵变和民众仇日的心理，闵妃集团的统治，重新掌握了政权。而大院君是彻头彻尾的卫正斥邪论者，他宣布朝鲜回复原有的行政机构和军队编制，重新组织以他为中心的封建统治机构，朝鲜又退回到原来的样貌。后来清军兵变，闵妃重掌政权，保守势力由于壬午兵变的失败而被打压，朝鲜社会在兵变后由封闭进一步走向开放。有些人说这是壬午兵变间接对历史起到的推动作用，恐怕实在牵强。

　　其五，兵变迫使清朝改变对朝政策，由“以夷制夷”转向“积极干涉”。经历兵变，清政府感觉到日本对朝鲜安全和自己在朝鲜宗主国地位的严重威胁。因此，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清朝开始积极加紧控制朝鲜，不仅拘禁高宗生父大院君，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全面干涉朝鲜内政，“于是天下万国皆知朝鲜为我属邦大义益明”。之后订立《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等近代条约制度，将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原则明文化、法律化、制度化。但这对传统的中朝关系和朝鲜独立探索近代化也造成了消极影响。而这一切变化，不得不承认是由壬午兵变所引发的。

　　综上所述，依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传统主体思想下观察，壬午兵变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极端腐败堕落和日本侵略者的横涉而日益激化了的社会与民族积愤的大爆发；是开港以后，穿着军服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为打击封建压迫、保卫民族而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反侵略反封建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外来侵略者，显示了民众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斗志，进一步增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同时，也应看到此次兵变事件“并没有发展为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变革运动，而只是停留在依赖保守的大院君政权的层面上。与提出新的近代的理念与改革案的运动相比，（壬午军乱）只在破坏中世社会体制方向上发挥了作用。”（7）并且起义中还弥漫浓烈的排外情绪与党派斗争色彩。兵变在当时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提供了借口，亦是近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用兵之始；迫使清廷改变对朝政策，全面干涉朝鲜，对中朝日三国日后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从近代化史观的角度分析，壬午兵变敌视开放，对朝鲜近代化进程着实起了消极影响。

　　[2]方民镐：朝鲜“壬午兵变”后李鸿章对朝政策的新变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四辑）.2013

　　[3]沈谓滨：朝鲜“壬午兵变”与中韩关系述论（上、下）.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2006

　　[6]马诗书、邵文翠：论袁世凯在“壬午兵变”与“甲申”期间的作为.黑龙江史志.2008

　　（1）《朝鲜国王咨报乱党滋事大略情形来文》.自《中日战争》丛刊本第1册.第343页

　　（3）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吉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译.《朝鲜通史》（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54页

　　（4）《朝鲜国王咨报乱党滋事大略情形来文》.自《中日战争》丛刊本第1册.第343页

　　在现代中国边疆建设的讨论中，延边是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一方面，在19?20世纪清帝国的四大内亚边疆中，延边所在的东北地区，其内地化过程看上去最为成功;另一方面，与朝鲜半岛隔图们江相邻、总面积略大于台湾的延边，又属于东北内部相对稳定的边陲地区。因此延边的“内化”或多或少地会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借由历史梳理可知，延边曾经爆发的矛盾和冲突（领土、民族和国际），其激烈和复杂程度并不亚于西部。因此，这种相对的“成功”和“稳定”背后，恰恰揭示出近代中国边疆建构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某种独特经验。本文探讨的，并非延边地区如何成为（静态的）“中国”的一部分。相反，本文试图把“中国”看作一个在帝国和民族国家间动态演化的过程，并考察此过程是如何在延边发生和展开的。 延边作为多边边疆

　　20世纪初，“延边”一名尚不存在。图们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因毗邻长白山，曾是清帝国封禁政策的核心地带。整个吉林治理以八旗制度为主导，延边地区属珲春协领，辖于宁古塔副都统。1860年，清廷被迫将乌苏里江以东弃于沙俄后，为强化地方防御，升珲春协领为副都统。1880年代起，这里被辟为禁放之地，清廷委任吴大澄负责宁古塔边务。汉人官员介入“龙兴之地”的管理，民政机构亦开始设置。1902年，清廷在此地建延吉厅。而后“延边”一词，一直作为非正式用语，泛指当时图们江边的延吉、和龙、汪清、珲春一带。直到抗战结束以后，“延边”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才逐步固定。

　　有清一代，东北既是满洲的根本重地，又是抵御沙俄扩张的前沿，对内（汉人）对外（俄人）皆需防范。时至近代，俄国拓殖到图们江口，日本则通过朝鲜半岛打开通向东北的东线门户，清朝为固边守本，不得不驰禁招垦，鼓励汉人移驻，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态随之剧变。延边地区地处中、日、朝、俄夹角，又有朝、满、汉、回杂处，实在是一个多边的边疆，也可谓是一个“跨体系社会”。今天的延边是朝鲜族自治州，因此谈到延边社会，学界多提“跨境民族”。这当然没有错，不过要理解这个跨境社会的形成，我们不能仅局限于中朝边境，因为本地社会的起源和展开，从来不只与中朝两国相关，而是带有极强的区域性和全球性。

　　1870年代，朝鲜咸镜道贫民开始大规模地越江垦荒，这时正值俄国吞并了整个乌苏里江以东的清朝领土。两者的同时发生并非偶然：沙俄在与英国的中亚大博弈中失利，转头向东，并利用清朝的内忧外患，得到东北欧亚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领土。俄国为了巩固帝国的新边疆，大规模征召朝鲜贫民垦殖。而此时朝鲜积弱，更是天灾人祸不绝，这亦促使贫民冒死越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留在延边地区，成为最早一批农业居民。甲午以后，日本加速殖民朝鲜，更挑起日俄大战，日本独吞半岛，觊觎满蒙。以上构成20世纪朝鲜人移民东北（特别是延边地区）的最大推力。吞并韩国后，日本殖民势力和资本势力联手，将朝鲜半岛打造成帝国农业基地，移来大批日本农民。失地的朝鲜农民只好移往满洲，渐次填补日本帝国的下一个边疆。

　　帝国主义的地缘争夺，以及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清廷再也无法维持“龙兴之地”的骑射之风。东北作为满人的故乡，越来越只存在于神话和想象当中。其实满洲特质的衰落，早在严行封禁时就已经开始了。八旗主力久居中原，几乎无人愿迁居关外、戍守苦寒边地。宁古塔、珲春地方旗人，屯垦日久，也逐渐农业化，原有旗地亦大量地流于民人之手。至于汉人偷越柳条边，或淘金伐木、违禁开荒，或偷猎采参、啸聚山林，更是晚清东北治理的一大难题。19世纪后期，珲春辖区大半开放。肥沃的土地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让珲春成为一个跨境农业、商业中心。图们江北的米谷收成是朝鲜北部重要的食品来源;珲春城亦成为区域商业重镇，是人口一度仅次于吉林城的吉林第二大市镇。这反过来也更加刺激了地缘政治和资本的争夺。在某种意义上，延边是清代东北逐渐“去满洲化”、被强行纳入新帝国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缩影。

　　因此延边早期历史，一开始就带有多边竞争、帝国消涨的复杂主题。当然，这一性质并非延边地区所独有，所应注意的是，这个多边边疆如何消化这些主题，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人民、土地、国家，进而扩展了“中国”这一概念。 断裂与延续：从“垦民”到朝鲜族

　　近代中国的相关历史叙述多在强调历史的断裂。但假使只看到断裂，其实就是拿“中国”这一极具韧性的发展过程，去适应“现代化”这一短时性的、目的性极强的框架。这样一来，古与今，旧与新，内与外，往往互为反证、难以通约。倘若把这套叙事主线施之于边缘地区、少数族群，则更易把原本作为历史概念的断裂施之于现实;把时间的区隔（前现代/现代）变成空间的区隔（中原/边疆）。而如果从边疆出发看中国，也许可以发现断裂之外的另一面。

　　近代国族叙事，本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历史进行倒推的理解。因此会有学者把东北朝鲜“族”的历史，上溯至皇太极掳掠的朝鲜兵民。但这种人口流动和近代民族建构的机理完全不同。“朝鲜”成为“族”，产生于东北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朝鲜族是现代中国民族体系中形成较晚的族群，是在百万人口以上民族中，最晚才在中国境内形成“小聚居”的，其确立为一族的过程也颇为曲折。

　　1880年代初，负责珲春放禁的清朝官员发现，图们江北岸有数千朝鲜边民越垦，已开荒地2000垧。按照清朝法律和惯例，一旦发现越境边民，应立即刷还、严惩。但迫于垦民人数众多，况且俄罗斯的威胁近在眼前，吴大澄与吉林将军铭安上奏，建议将这些越垦贫民就地安置。鉴于这一创新性举措与严禁越界的律例不符，封疆大吏们必须拿出超越律例的政治原则，将其合理化。在奏折中他们强调，朝鲜本是清朝藩服，朝民亦天朝赤子，而“既种中原之地，即为中原之民”。也就是说，在现代国籍概念尚不存在的时候，边界并不成为区分彼此的绝对条件，“天下”概念和“宗藩”政治原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超越地理区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话语表述中，延边地区（甚至可以说整个东北），都可被比拟为“中原”，那么不但清朝与藩属的界限可以跨越，帝国腹地与边疆的界限，也顿时消失。

　　但朝鲜毕竟不是清朝直接管辖的地域，朝鲜无论怎样“如同内服”，毕竟不是大清抚舆。吴大澄等人并非完全取消彼我界限，他们提出，要给定期限，让朝民“易我冠服、遵我政教”，即以剃发易服和文化制度，来重新建立内外区隔。只不过这些可以从缓，“姑照云贵苗人，暂从各便”，即把清帝国处理西南边疆定居苗民的模式，用来处理东北边疆移居垦民的问题，既提出长远目标，也承认并允许当前的差异。

　　宗藩话语所提供的合法性，不但为清朝官员所用，也同样为早期朝鲜垦民所用。他们虽然辩解说，自己跨越的界限（豆满江，即图们江）并非两国边界，江北一带乃朝鲜的闲荒之地（由此引发出长达数十年的领土争端），但仍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儒家政治理念，恳请“天朝”开恩，准许他们定居于此。此后，围绕朝鲜垦民身份的博弈，大致沿着是剃发易服还是保持朝鲜人心理、社会、文化习俗的方向展开。在此过程中，垦民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某种默契，即垦民以家长一人剃发而编入清朝民籍、换取土地权益，地方官员则默许其他人保留原有习俗。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此时延边地区的朝鲜人增加到近30万。

　　日本吞并朝鲜后，以现代国籍法原则，强行认定海外朝鲜人为日本国民，并借由延边的外交、金融等机构渗透吉林，蚕食。“国籍”成为东北地方官员和延边朝鲜移民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近代中国的国籍条例，最初是为规范海外汉人移民的管辖权，但延边地区则是一个特例，其主要问题是确定对“外国人”入籍中国的管理。为此东北地方当局在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则下，灵活变通，一面强化对垦民入籍的要求，并简化手续、鼓励入籍，一面采取各种手段阻止未入籍的朝鲜人拥有土地。

　　此时的延边地区，新移民大量涌入，其中不少人有着相对鲜明的反日独立意识。延边不但成为最大的海外朝鲜人聚居区，而且是反日独立运动的最大基地。由于朝鲜作为国家已然不存，一批移民出于生存需要或反日目的k1体育，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主流，多数普通朝鲜移民的生存策略，是寄寓于中日争夺之间，在国籍问题上保持模糊性。于是在19世纪的“入籍”（户籍）和20世纪的“入籍”（国籍）之间，延边地区朝鲜人仍然保持其最基本的身份认同，即作为朝鲜人的“族籍”。这也反映在民国东北地方官员编纂的方志中，在1920年代的《珲春县志》里，“垦民”与“汉族”、“满族”、“回族”及 “侨民”（侨居本地的日俄人）并列，出现在“民族”一项统计中。此时虽无“朝鲜族”的称谓，但“垦民”就是指朝鲜移民（包括归化入籍者和未入籍者），其位置介乎“（我）族”与“（外）侨”之间。中国，在1928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则已将“满洲之高丽人”看作“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这可被视作处置东北朝鲜人思路的起点。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扶植起满洲国，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暂时搁置。但在整个日占期间，有不少朝鲜人参加到东北及全国地区的抗日运动中k1体育，甚至在东北的抗日武装里，朝鲜人占了大多数。朝鲜的人，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也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由满洲省委管辖。从全国范围看，此时满洲虽然被日本控制，但东北作为中国一部分的观念，在全体国人中大大地强化。直至日本投降、东北及朝鲜光复，朝鲜人的国籍问题才再次成为焦点。与总体视东北朝鲜人为寓居的“侨民”不同，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国籍和去留，留在中国的即为境内民族，享有土地权益。大部分延边朝鲜人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三代，家园和故国之间有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超过百万的朝鲜人最终选择留在东北，并和汉族农民一样，在之后的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国革命最有力的支持者。东北解放以后，关于延边地区的民族自治方式曾有不同意见，在延边长大、参加抗战的朝鲜族革命家海力排众议，确定实施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自治州），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自治区域之一。

　　朝鲜人从“亦天朝赤子”，到“（入籍）外国人”，再到“朝鲜族”，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博弈、选择的结果。“朝鲜族”的形成既包含前近代天下观念的遗留，又是近代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产物，更体现农民阶级对家园的认同和对土地权利的追求，并不单纯是由上层精英们的国族想象衍生而来。反而是“中国朝鲜族”概念的自我确立，使得作为现代建构的“中华民族”，有了更丰富具体的含义。 矛盾与统一：从“存储地”到现代

　　人的归属感往往与土地密不可分，土地权益在从“垦民”到“朝鲜族”的转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延边从一块皇家禁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疆域，也反映出领土和国家观念的近代重构。

　　1880年代初，在朝鲜边民越垦、铭安和吴大澄等人力主吉林开禁的同时，光绪皇帝还在一处朱批中强调，吉林为旗人的根本重地，应最重骑射，次重放牧，而农业为最末。理由是放禁会导致奸民聚集，并令本地淳朴风尚渐失。此时的东北，至少在皇族心中，仍被看作一块蕴藏帝国气运的“储存地”。但在资本主义强势冲击下，实质空虚的“龙兴之地”已无法被继续雪藏。封禁数百年之后的开放和开发，很快导致所有权的纠纷。吴大澄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据理争回俄罗斯侵占的图们江口黑顶子地区，但与此同时，图们江作为中韩边界，先是被越垦的朝鲜贫民质疑，进而遭到刚刚进入条约体系的朝鲜政府否认。清廷与朝鲜的划界谈判，仍然恪守宗藩原则，但最终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甲午战争以后，东亚天下秩序彻底解体，日本利用中朝领土争议，挑起“间岛”争端，并欲以现代观念，否定东北的中国属性。

　　在延边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晚清的满汉大臣、反清革命党人以及北洋政治集团这几个传统近代史叙事中既重要又泾渭分明的群体，其努力方向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从边疆区域出发，促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思、调整以往以孙中山革命为中心、聚焦于中原的叙述主线。

　　延边地区和东北从“根本重地”的“祛魅”，首先表现在对俄罗斯扩张的反应。1870年代，在盛京将军崇实的倡导下，清廷的东北治理开始向旗民双重管理体制转型。铭安、希元、长顺等几任吉林将军，以及吴大澄等边务大臣，都力主移民实边，并重整军备、创设民政、开办厂矿、建立学校，使得吉林这一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边缘地带，开始与内地的自强改革声息相通。最初来到东疆的汉人官吏，多为李鸿章淮系及北洋系阁僚，这些人很多有处理朝鲜问题的经历，对东疆的认识和了解相对深刻。及至1907年东北设省，徐世昌成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朱家宝、程德全署理奉天、吉林、黑龙江政务。在其任内，徐世昌将他力主的新政改革施于东北，大力整顿边务。北洋系人物继承前清政治版图，不但持续完善官僚体系，且在问题上态度鲜明。

　　自此直至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政大权，大体掌握在北洋系人物手中，这在客观上使得东北政务相对稳定、建设相对延续。辛亥革命、清帝逊位、民国肇始等划时代事件，对东北政局的冲击并不算大，对于延边的影响更小。清末到民初延吉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浙江人陶彬，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署延吉厅同知，长期主政该地（中间仅短期外调），至民国十七年（1928）在延吉道尹任上病逝。他一面尽力防阻日本侵蚀，一面大力兴学抚民，在20世纪早期延边地区的建设方面贡献卓著。

　　而谈到对日本蚕食延边的抵抗，更要提及吴禄贞、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业绩。与孙中山、黄兴等在边疆问题上表现的暧昧态度不同，吴、宋这两位留学日本的革命家，对日帝的蚕食意图早有洞察，对延边的经济、战略重要性认识独到，在捍卫东疆上坚决作为。吴禄贞潜伏新军内，深获徐世昌信任，受命出任清廷之延吉边务帮办，与日本殖民机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并通过实地踏查，撰写《延吉边务报告》，力证图们江北为中国领土。宋教仁则利用日本搜集的大量历史地理资料，以国际法为理论武器，撰写《间岛问题》，化名交予清政府，以利外交。两人在从事反清革命的同时，并不视满洲外在于中国。一从地方实践、一从外交话语，对延边现代的确立起到巨大作用。延边在他们眼中不仅是满人故土，还是中国在整个东亚地缘竞争框架下的战略要冲。

　　通过上述人物的实践，延边地区完成了从“龙兴之地”到国际法意义上的之地的“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转变。而这一事例，其实是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变化的一个具体个案。其过程从晚清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前，其中不同的政治集团虽然对“中国”抱有大相径庭的认知和愿景，冲突不可谓不激烈，但于东北边疆治理上却形成相当的统一性。当然，这种统一步调的出现有其偶然，在其他内亚边疆也是少见的。 从延边看现代东亚

　　延边地区是现代中国的发生地之一。而作为多边边疆，对它的经营和构想，也涉及日本的帝国构建和朝鲜的民族构建。实际上，在延边展开的近代历史不仅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章，更体现东亚世界的相互纠结、影响和重构，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一边疆地区展开的同时，也看到近代日本和朝鲜在此地的展开。三者相辅相成。

　　日本对延边的重视，始于日俄战争。在日本的地缘构想中，延边不仅是遏制俄国的战略要地，也是连接朝鲜半岛和满蒙的必经之途。而且，由于图们江直通日本海，为日本通向东北的捷径，打过图们江流域，就可构筑日本所梦想的连通日、韩、满、蒙的东亚经济、交通、资源网络。因此，在日本军方和亚细亚主义者眼中，延边地区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大陆命运。

　　自20世纪初开始，日本即开始了对延边（“间岛”）地区的考察，对这里的地理、历史、物产、气候、交通、风俗等无不详细调查。日后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虎次郎（湖南），即是从接受日本外部委托调查边界争议开始，正式转型走上学术道路。内藤在最终提交给日本外部的《间岛问题之私见》中，对延边避而不谈，只强调此地地势与经济、铁路等方面的关联性，认为若该地属于韩国，则比属于中国更为便利。他还建议，如果和中国政府谈判，可以承认中国，来换取日本在满洲的经营特权，并把延边地区建成日本人和朝鲜人的经济和司法特区。他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以帝国角度视之，乃虚名，路矿为实利。日本此后对延边的经营，大致按照这一模式。延边被看成是朝鲜殖民地向满洲的自然延伸，所以日本在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经济整合各方面，皆由朝鲜总督府和外务省共同担当，是以外交之名行殖民之实。这点与日本在东北其他各处的殖民，多借南满铁路和关东军实施的模式很不相同k1体育。

　　“满洲国”时期，日本提出“五族协和”的建国论述（五族指满、日、汉、蒙、朝）。延边自然成为实践这一“王道乐土”思想的重要场域，是帝国合法性的关键一环。“满洲国”在延边设间岛省，历任省长除首任蔡运升为满人，其余皆为日人（5名）或韩人（2名），显示延边在殖民版图中占据的特殊地位。

　　近代以来，不少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者以长白山和满洲唤起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长白山这个迟至18世纪后半叶才被朝鲜英祖确定为王室祖宗圣山的地标，亦在殖民压迫的外力作用下，转化为寄托全体朝鲜人精神的地理符号。在重写民族史的努力中，申采浩等启蒙史家，为突出朝鲜“民族”的主体性，刻意强化古朝鲜-扶余-高句丽-渤海谱系，甚至把神话中的檀君塑造为民族始祖，一方面抛弃朝鲜传统的儒家史观，一方面呼应中日两国类似的神化国史的努力，更重要的则是以历史建构来反抗现实压迫。满洲于是成为象征着朝鲜“民族”进取性、抗争性的精神家园。在申采浩看来，民族的未来取决于满洲，朝鲜之新民，亦必先从海外韩人群体中产生。

　　联系20世纪前期延边朝鲜人群体中的民族主义教育和抗争运动，这一预测并非虚言。朝鲜人学校最先在延边蓬勃兴起，之后扩散到东北所有朝鲜人社区中，培养了大批反日独立人士。他们很多人后来走上武装抗日道路，成为整个东北抗日力量中重要的一支。其中金日成和他的抗联部下们，更是战后创建和维系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延边及东北是现代朝鲜国家的策源地之一，并不夸张。

　　围绕延边的土地与人民的多边历史演进，展现了中国及整个东亚现代转变的多重主题。晚期帝制与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反抗性民族主义彼此叠加;多元的族群建构和一体的国族想象相互作用，构成一幅复杂、互动的边疆--国家图景。

　　历史学家杜赞奇在《与真确性》一书中，将“满洲国”视为日本以亚洲思想资源展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试验场。循着这个思路，我们或许可以说，19?20世纪在图们江流域所展开的现代中国/日韩的国家与民族构建，是一个来源更为庞杂、结果更为多元的实验。

　　会谈中双方同意驻韩美军在2011年前分两个阶段重新部署：第一阶段，将目前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各个基地集结到位于东豆川和议政府的两个基地，这最快可在今年开始实施;第二阶段，将汉江以北的驻韩美移到汉江以南的新驻地，部署在乌山和平泽基地。今后驻韩美军的部署将形成乌山-平泽和大邱-釜山“两大中心”的格局。6月初访韩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暗示，调整意味着使部队“更加小型化，远离敌人但更具机动性”。

　　同时，美国还宣布将在未来三年内向驻韩美军追加110亿美元军费，以加强驻韩美军战斗力，并表示南迁后仍将继续在“三八线”附近进行训练。

　　美国对驻韩军队进行调整并非第一次，但以往历次调整多是在半岛局势相对缓和的时期提出和进行，在当前朝核问题引发的深刻危机持续升温之际，美国提出驻军调整这一举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

　　第一，平息韩国人的反美情绪，改善美韩关系。目前，美国在韩国共有95个基地和其他设施，驻军与韩国平民混居的现象相当普遍。美军士兵滋扰驻地居民的事件层出不穷，暴力犯罪也时有发生。90年代以来，反美情绪在韩国民众中迅速扩散，去年两名韩国女中学生被美军装甲车轧死事件发生后，这种反美情绪“以让人吃惊的速度”扩散到 “韩国社会几乎所有阶层”，甚至还发生了针对驻韩美军基地和官兵的暴力事件。韩美关系因此跌到数十年来的最低点。驻韩美军进行调整可以改变当前这种分散部署的态势，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军士兵与韩国人“隔离”开来，有助于改善美军形象，修补美韩关系。

　　第二，大幅度提高驻韩美军的安全系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将“三八线”一带称为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地方”。从军事上来说，美国与韩国都认为朝鲜军队最具威胁性的武器是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上万门火炮。美军驻扎在军事分界线南侧的主力第二师和驻韩美军司令部所在的龙山基地都位于朝鲜火炮射程之内，美国认为这两万多美军实际上是朝鲜的“人质”。在美国以微小人员损失获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以后，当前部署态势下美军在有事时可能遭受的伤亡是美国决策者完全不能接受的。将美军部署到朝鲜火炮射程之外的汉江以南，可以在爆发战争时大大减少美军的伤亡。

　　第三，扩展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政策选择的范围。部队重新部署后美国可以摆脱其驻军“引爆线”作用，从而避免被自动卷入冲突。相反，美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美国战略利益考虑，灵活决定具体的介入方式和介入程度。由于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性，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美国在半岛上的影响并不会因部队的调整而减弱，反而会增强，美国在处理对韩关系时也将获得更大的主动。

　　大陆政策，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1945年二战战败之前，对外侵略扩张的指导思想。所谓日本大陆政策，只是日本国为向亚洲大陆发展的一个变名 ，它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殊形式与其军国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日大陆政策的产生，对东亚乃至世界格局造成了重要影响，给东亚、太平洋地区遭受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浩劫。

　　在大陆政策正式形成以前，其基本构想早已在日本历史中出现，它主要的历史渊源有：

　　1584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制定了一个先占领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与印度的计划。

　　为实现这一计划，丰秀臣吉在1592年和1597年，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

　　虽然丰秀臣吉的对外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其以朝鲜，侵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扩张构想，在历代日本统治者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佐藤信渊(1769-1850)是19世纪上半叶日本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1823年，佐藤的著作《宇内混同秘策》出版，宣称皇大御国(指日本)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日本要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吉田松荫(1830-1859)，长州藩士。1854年3月，幕府被迫在神奈川(今横滨)的美国军舰上与美国缔结了《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两港为美国军舰停泊地，供给其必需用品，允许美国在下田驻领事；给美国人以最惠国待遇。 随后，幕府同英，俄、荷缔结了类似条约。日本的大门从此被打开，欧美的工业制成品、棉布、砂糖、导火武器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占领日本市场，日本民族工业无法与之抗衡而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吉田松荫认为，日本难以与欧美列强抗衡，失之俄美而由满州、朝鲜补偿才是日本的出路。

　　1855年，吉田在狱中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狱是帖》这样写道：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州之土地以为偿。

　　日本明治维新元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井上馨等人曾受教于吉田松荫的松下村塾。吉田的大陆扩张的构想，遂为其学生所继承，进而渗透到明治政府的大政方针中。

　　在继承和发展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等人的大陆扩张主义之后，1868年，明治天皇发表了《御笔信》，申明政府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与四方。 伴随着日本的明治维新的进程，日本的大陆政策开始形成。

　　(一)维新初期，参议木户孝允提出征韩论，将朝鲜定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御笔信》颁布以后，右大臣岩仓具祝与参议木户孝允研讨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户孝允在其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具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②阐明了其侵略朝鲜既而侵略亚洲大陆的思想。

　　外务省认识到确定对朝鲜的基本方针乃当务之急。1870年5月拟出《朝鲜三策》分为消极之策、积极之策和折衷策，供太政宫抉择。

　　最后按照大久保的意见采纳折衷策。即利用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日本向清政府派遣天皇使节签订修好条约。这样，日清建立平等关系；朝鲜既为中国藩属，日本现居朝鲜之上国地位，朝鲜就可能与日本建立邦交；如果朝鲜拒绝建立，届时再议和战问题。②

　　尽管明治初年倡导征韩论者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日本已经走上了朝鲜扩张的道路，为经略大陆的目标，迈出了第一步。

　　西乡隆盛是征韩论的积极倡导和推行者。西乡持征韩论的出发点是：第一，认为日本国力不强，军备空虚，应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攻略朝鲜，满州和中国，日本方能跻身于欧美列强之列。第二，作为土族的重要领袖，西乡认为应将日本土族不平之气转移到对外方面去，(土族)希冀内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①

　　留守政府的板坦退助参议，江藤新平参议也都主张及早征韩。与此同时，1873年，发生了朝鲜遣责日本商人走私的事件。

　　消息传到东京，日本政府认为这是朝鲜侮辱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及参议板垣退助主张用兵。正在疗养的西乡隆盛则策划了一个武力侵略朝鲜的阴谋。先派遣使节责备朝鲜，朝鲜必将轻蔑使节，再借此派遣征讨大军。

　　9月13日，岩仓等人回国，形势发生了变化。岩仓其祝出国考察后决定按照普鲁土的官僚魂专列主义来发展，日本资本主义，对西乡等人拟建立的土族军事独裁体到极为反感，又担心西乡一旦在对朝政策取得成果，留守政府的政治领导权将日益巩固。木户主张此时以治内政为最要， 岩仓上奏今桦太(库页岛)事频起，此为当前之急务。②10月24日，天皇睦仁采纳内治优先论，征韩之议无限期推迟。

　　1873年朝鲜发生了癸酉政变，大院君下台，国王李熙宣布亲政，实权落入王妃闵氏及其闵氏集团手中。

　　1875年，在釜山逗留窥探外务六等出仕森山茂建议，应乘朝鲜内江之机实施炮舰外交。③ 9月20日，日云扬舰非法驶入朝鲜汉江口江华海峡进行测量。下午，云扬舰上溯，击毁永宗岛上朝鲜炮台，并登岸洗劫。这就是日本制造的江华岛事件，又称云扬舰事件。

　　1876年1月6日，日本政府派遣黑因清隆，井上馨为遣韩使正副今权代表，率水兵800名，乘军舰3艘，轮船3艘前往朝鲜。

　　2月11日，朝、日代表在江华府谈判。经十余日争议，朝鲜屈服。2月26日，双方签定了《日朝修好条规》，又称《江华条约》②。其内容特点如下：第一，规定日朝平等，否定中朝间藩属关系。第二，获得了一系列特权。如定元山，仁川为通商海岸，日本单方面享有驻公使，领事权与单方面领事裁判权。

　　通过《江华条约》这一不平等条约，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对朝鲜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是日本推行经略大陆战略具有突破性质的一个步骤，也是朝鲜沦为殖民地的起点。

　　1882年，朝鲜发动壬午兵变。不满于不公平待遇的朝鲜旧营士兵，处决了日本考官堀本礼造，并围攻日本公使馆。朝鲜大院君再次秉政。 7月30日，日本内阁召开讨论朝鲜局势的会议，会议决定派遣花房义质为全权大臣，与朝交涉。派陆军一个大队，海军四艘军舰同往。

　　8月28日，日、朝在济物浦日本军舰上举行谈判，30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从重惩办凶徒， 厚莽日本被害人民；赔偿日本军费及死伤者；派员道歉，允许日本公使馆置兵若干以备警事。②使日本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使得日本的军事力量第一次伸向亚洲大陆。日本经略大陆得到了进一步实现。

　　(五)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拟订《清国征讨策案》，将征服中国列上议事日程

　　1886年，山县有朋派遣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赴中国调查军备。山川回国后，于1887年2月拟出《清国征讨策案》，妄图以武力征服，政治肢解中国。

　　日本的《清国征讨策案》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将中国列为经略大陆战略的主要目标。表明东京统治者炮制的经略大陆战略的酝酿工作已大体完成。

　　1889年12月24日，山县有朋就任日本第三届首相，成立内阁。1890年3月，山县有朋将其对外基本理论《外交政略论》，连同其在1888年撰写的《军事意见书》提交阁僚传阅，以期统一思想。

　　《外交政略论》提出了产权线、利益线的新概念，强词保卫利益线的重要性，明确提出日本利益线月，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幕，山县有朋在议会上作实施方针的演说，他公开阐述了《外交政略论》的主旨利益线论，指出凡国家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能为国家……只防守主权线不可谓完备，必须同时保卫利益线。

　　分析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原因，不难看出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下面略作叙述：

　　1、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有了向海外市场扩展的迫切需要。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已初具规模；美、俄等国的侵略，却进一步摧毁了阻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进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进行侵略扩张便提到了统治者议程上。

　　2、近代化的不完整，军国主义思想浓厚，军部势力强大。与欧美等国家的近代化(工业化)不同，日本近代化不完整，军国主义思想浓厚以及军部力量强大，使日本在对外策略上易走向极端----诉诸武力。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七十多年以来推行大陆政策，以武力对外侵略扩张。山县有朋及继承者田中义一，东条英机等人将所谓的利益线从侵略朝鲜开始，侵略中国，进而扩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给这些地区的人们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沉重灾难，日军所到之处，杀、伤、抢、淫无恶不做，给人们带来巨大损失，使各地山河破碎、满目新人疮痍k1体育，玩火者必，日本给他国人民带来不幸的同时，也给国内带来了不幸。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远离战争武力，追求和平才是人类的正确选择。

　　④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逻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⑤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