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体育蓟门决策｜卢义杰：记者旁听大案何时不用当演员？

　　k1体育2024年3月27日下午，蓟门决策论坛第130期“司法如何贴近人民”，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举行，知名学者、律师就当前个别司法机关存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现推送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卢义杰主题发言，全文共3600余字，阅读约需12分钟。

　　卢义杰：刚才各位老师提到司法公开、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等问题，我深有体会。十年前我做记者的时候，起初担心，庭审信息量那么大，能不能记得住。后来我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的案件记者连庭审都进不去，尤其是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

　　一些地方法院，对记者旁听防范到什么程度？我归纳为四个特点：第一，对记者的甄别力度大，而且越来越严。一开始，我们只要说是家属，就能够进了，这个阶段考验的是记者的“演技”，穿着朴实，表情严肃夹杂伤感，基本上就能进了。第二个阶段是要提前登记名字，然后法官核实你的身份、关系，这个阶段记者比拼户籍地，户籍地离办案地越近的，越不容易被怀疑。第三个阶段是多重防线，门口一道防线，庭内一道防线。有一次我门口防线“混”进去了，到了庭内，我想这么多人旁听，应该不会发现我吧，结果法警直奔我而来，请我出去。我纳闷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法院请了当地法学院学生来旁听，布了一个“局”，隔一个位置坐一个学生，两个学生中间就是陌生人，要重点核查，所以我一进去就马上被发现了。

　　“混”入庭审，记者有很多很多技巧。我们行业里称为“突破”技巧，但其实，本来是完全用不着这些突破技巧的。突破技巧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法治的讽刺。当然，有的防范措施可能初衷不是针对记者，而是针对不特定的人群，但记者经历可以非常集中地揭示出其中的问题。

　　第二个特点是，与一般公众相比，对记者旁听设置的门槛更大。有一次记者朋友去旁听一个庭审，没有亮身份，不知怎么被法官发现底下有记者。法官当庭询问，某某某是哪位，你是报社的记者，请现在去宣传部门登记，不然不能旁听。看，一般公众可以旁听，记者反而不能够旁听。

　　后来这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有什么规定？我查了一下，没有这样规定。相反，根据《人民法院庭审规则》，记者在庭审现场，只有录音录像拍照需要许可、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和区域进行，从来没说记者旁听庭审需要向宣传部门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过《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对于公开审判的案件，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可以旁听”，还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旁听案件庭审、采访报道法院工作、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便利”。这表明，记者告知法院，这是一种要求提供便利的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

　　但在实务当中，有时候我们不说自己是记者，可以旁听，说了自己是记者，反而更麻烦。有的法院看你是什么媒体的记者，官方媒体的、跟法院关系比较好的，让进；一些市场化特征比较高的媒体，不让进；认识的记者，让进，不认识的记者，就不让进，等等。公权力行使，反而区分亲疏远近，区别对待，哪有这样的道理？而且，有时候，有的法院信任的一些媒体，真的都可以客观中立地报道控辩双方的声音吗？

　　第三个特点就是，一旦发现记者，就如临大敌。有一个记者朋友旁听案件，期间被发现是记者，结果，法官不开庭了，下午3点休庭，提前两小时下班，不审案件了。审什么？“审”记者。把记者叫到旁边的房间，问了两个多小时，核心就是问，你从哪里拿到的旁听证？记者说，这个案件不是公开庭审吗，为什么不能旁听？法官又问他，为什么要炒作案件？记者疑惑，我连报道都还没有写，怎么知道我是在炒作？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傍晚，警察过来把记者叫走，在派出所继续问了两三个小时，晚上八九点才让出来。

　　第四个特点就是，越是重大的案件，以上的现象越严重。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触，就不赘述了。

　　所以，有的案件，记者旁听的障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记者要旁听，要么做演员，要么做特工。

　　刚才何兵老师的PPT展示了某个县的《新闻媒体采访接待管理办法》，我看了之后很担心，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懂记者的人在教别人怎么防记者，并且其中的逻辑很有代表性。比如，谁来采访，需要许可；去哪里采访，需要许可；问什么问题，需要许可；官员怎么答，也需要许可，等等。如果上述所有都需要审批的话，这还是一个接待办法吗？明明是一个“不接待办法”。

　　我国宪法充分保护媒体的表达权利，其前提自然是保护媒体的采访权利。也就是说，在法律和新闻伦理的框架内，媒体既有去新闻现场的自由，也有去有关部门的自由；既有暗访的自由，也有亮身份正面采访的自由；既有依法接触采访对象的自由，也有决定接触采访对象之顺序的自由；既有问尖锐问题的自由，也有临时超纲发问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采访权利的应有之义。十八大以来，也反复强调，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相统一的，领导干部要加强与媒体记者打交道的能力，要破除有的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不屑、不会跟记者打交道的局面。

　　其实，新闻媒体旁听并不是可怕的洪水猛兽。我们注意到，一些法院就做得很好。比如，江西高院2018年再审审理的李锦莲案。最高法两次指定再审这个错案k1体育，再审开庭时候，高院很友好，在门口把记者请进了视频室k1体育，也不反对我们用纸笔记录，无论认不认识、什么媒体、有没有预约，都是如此。这种做法赢得了我们在场记者的一致尊敬。虽然依法依理本应当如此，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卑微”地感到十分满足。同时我注意到，上海一家法院近年审理的某个涉众案件，在保障旁听庭审方面做得也非常不错。法官说，本来安排在一个小法庭，但是考虑到案件涉及的人很多，希望旁听的人也很多，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案件到底怎么回事，案件审得到底对不对k1体育，法官特地又把开庭地点改到了一个庭。这个法官做得非常好。涉众型案件，矛盾本来就是很多的，如果法官不让旁听，难免把一部分矛盾集中到法院，让裁判者成为矛盾的一方，不利于事情解决。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想要让人民相信，就必须让人民先看得到，只有看得到才能相信。司法要获得公信力，一个做法就是，让公民通过旁听能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而不是强硬塞给公民一个结论。这是旁听庭审的问题。

　　另一个我想说说关于坐堂办案的问题。法官应该坐堂问案，还是应该到田间地头办案，这种讨论由来已久，背后是法官采取消极职权主义与否的问题。我国历史上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主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其实，从查明事实的角度k1体育，我们也确实应该借鉴其中的精神。有些问题，只看案卷，可能看不明白，但到现场一看就能明白。这也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比如申请现场勘验，申请证人出庭等等。

　　我们曾经在西北办过一个案件，何兵老师给法院说，企业经营困难，但法官说，社区给法院打了报告，说这个企业经营一切正常。后来何老师到企业现场走访，访谈员工k1体育，这个企业当时已经是一副破败的景象。这个视频后来给法院递交了，让员工说话，让现场说话，到底企业现在经营困不困难，一切迎刃而解，根本不需要在庭审中对这个问题再作口舌之争。又比如，我们办理的吉林黄德义寻衅滋事案，原审说黄德义扰乱了社会秩序，只看案卷可能发现不了什么问题。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星期，走访了两岸7个村庄，获取了20多份笔录，结果表明一些原审指控是不属实的。还比如，一个案件中，我方当事人举报其他人涉嫌非法采矿，当事人构成立功。其实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非法采矿，办案人员只要到现场走一走，看一看，一比对，就什么都清楚了。但办案人员迟迟不去，直到我们向上级反复投诉之后，才立案了，认定了立功。

　　何老师强调，律师办案，要“上天入地求之遍”，其实司法人员审判案件也要“上天入地求之遍”的精神。这一点，其实和做记者有点相像。新闻行业有三句话：第一，是用脚采访、用笔还原；第二，要到现场去抓“活鱼”；第三，离基层越近，才能够离真理越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感觉有时是在做演员、做特务。现在做法律工作，我又感觉有时需要像在做一个记者。

　　司法贴近人民，既是一种法律的要求，也是一种道德的要求。有时很多案件确实不需要太复杂的理论水平，到现场看一看，回归常识，就能够知道破题的关键。

　　李轩：谢谢卢律师的精彩演讲。这些年我们看到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记者转行做律师，有很多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在十几年前我们讨论相关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始终认为，本来律师、法官、检察官，应该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但是，体制内的法官和检察官总是不带律师玩，而且，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对立面，都防着律师。

　　我们也看到新闻界好像也存在一个现象，很多年轻有为，尤其是曾经深度报道的记者转行做了律师，当然做律师有一个职业门槛，需要考法律资格证。

　　当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司法本身，那么事实上卢律师所提到的防记者，不仅仅是在司法过程中出现。就像前一段时间的燕郊爆燃事故，央视的记者也遭受了同样的待遇。实际上也说明有些官员过于看重自己的官，过于看重某些事件，害怕对自己造成不良影响，从而拒绝人民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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